在我博士毕业36年之际，我仍然铭记着那个孕育我梦想的神圣殿堂——东华大学：这所位于中国上海、享有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殊荣的世界著名高等学府。每当我以访问教授或高级研究学者的身份迈入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牛津大学化学系、剑桥大学材料科学系及Cavendish实验室等世界顶尖学府，总有人好奇地询问我的教育背景。而我的回答总是充满自豪：“我的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都是在东华大学获得的。” 这份自豪，源自于东华大学的深厚学术底蕴和不懈追求卓越的精神。
1978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上海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成为化学纤维专业的一名本科生。当时还是少年的我，却已怀揣着对化学纤维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期待这个专业能满足自己从小就展现出的对化学的浓厚兴趣。在延安西路优美校园里，从本科、硕士到博士，近十年的美好求学时光让我深深感受到化学纤维材料的魅力与挑战。我的学术之旅始于东华大学，那里不仅是我化学纤维专业知识的摇篮，更是我学术研究梦想的起点。东华大学为我日后的学术攀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成就了我迈步哈佛、麻省理工、牛津、剑桥等世界大学之巅的学术研究之旅，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学无止境，勇攀高峰”的学术精神。
求学之路
回溯至1978年的金秋，我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梦想与憧憬，以第一学校志愿和第一专业志愿踏入了上海纺织工学院的校门，开启了化学纤维专业的本科学习之旅。那时的我，年仅15岁，身高不足1.6米，却已肩扛家族与未来的殷切期望，独自徜徉在延安西路的校园内。初来乍到，稚嫩的面容常引来旁人的好奇询问：“你是跟家长一起来学校玩的吗？”， 这份误解，如今想来，竟是那般温馨而有趣。
我的家乡，江西省丰城市泉港镇荣家巷，是一个隐匿于赣江西岸、距南昌市仅六十公里之遥的世外桃源。那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滋养了我对知识的渴望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然而，我高中毕业的中学，在那场1978年高考的硝烟中，却弥漫着前所未有的残酷与艰辛。同届140多名应届生中，竟只有一人跨越了大学的门槛，而我，就是那幸运的唯一，且被全国重点东华大学录取。这背后，是“金77级，银78级”的美誉，更是对那个时代高考竞争激烈、录取率极低的真实写照。
而在我考进大学的1978年，我的两位年约三十的高中老师，也与我同时踏上了全国统考的征途。尽管年龄与生活的重担让他们难以全身心投入备考，但他们仍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考入了当时的宜春师专，这份坚持与勇气，至今仍激励着我前行。
入学之初，纺织化学工程系系主任方柏容教授的精彩报告《迎接化学纤维的春天》，如同一股春风，吹进了我们每一位新生的心田。它不仅点燃了我们对化学纤维专业的热爱与自豪，更赋予了我们肩负时代使命的责任感。在东华大学求学的日子里，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认真学习并广泛涉猎各种化学知识，比如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展现出了对化学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和独立思考的优势。
本科期间我还有幸在学术道路上遇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孙桐先生。虽然我未能亲自聆听他演讲的教学课程，但我有幸后来成为了他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对我来说是无比幸运的。在孙先生的指导下，我有机会面对面向他请教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这些经历对我的学术成长至关重要。
回顾我1978至1982年的本科求学历程，令我感到最难的并非学业，而是体育。年纪小、个子更小，使我面对100米短跑和游泳这两项考核倍感艰难。然而，我并未因此气馁，反而巧妙利用自身特点，在单杠引体向上项目中夺得好成绩，一度创下一口气19个引体向上的特优记录，这不仅让体育老师刮目相看，也成为了我体育课的一抹亮色。至今，这份对单杠双杠运动的热爱仍伴随着我，即便年逾六旬，我依然能在单杠上一口气完成十余个引体向上，双杠上一口气多次悬空倒挂更是信手拈来，这是我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执着追求。
提及健康，我不禁联想到那些在科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瑞，如李政道和杨振宁先生。1957年，他们分别在31岁和35岁就成为了最早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们不仅以卓越的科学成就闻名于世，更以健康的体魄和清晰的思维活跃在世界学术前沿，即便分别步入98岁和102岁高龄，仍能在大会上慷慨陈词，逻辑严密，令人钦佩。他们的经历无疑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提醒我们健康的体魄是美好人生的基础。
因此，我始终坚信，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健康的身体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石。正如我通过体操运动、不熬夜以及均衡饮食保持着良好体态和活力，我相信健康生活可以赋予我们充沛的精力与无限的可能。
1983年金秋，我通过了华东纺织工学院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从江西维尼纶厂返回母校参加硕士生入学面试。令我惊喜的是，面试的主考教授中竟有方柏容先生。方柏容先生不仅是华东纺织工学院化学纤维专业的奠基人之一，他还独自开创了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使得东华大学与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并列为当时最早设立环境专业的三所全国重点大学。这一历史性的贡献，突显了方先生在化学纤维和环境工程两个学术领域的卓越成就。
令我一生难忘的是，这样德高望重的导师，对我的面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此，我获得了重返母校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有幸被华东纺织工学院化学纤维专业录取，成为了热门导师孙桐教授门下的硕士生。从此，我又得到了周征龙与武秀阁两位教授的悉心指导。周老师是复旦大学化学系的杰出校友，而钱宝钧先生是他在华东纺院作硕士生时的导师。
时光荏苒，转眼间两年半时间过去，我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业并立志要继续在享有很高国际学术声誉的孙桐教授门下从事化学纤维新材料的合成研究。幸运的是，命运再次眷顾了我，我顺利通过了随后的1985级博士生入学面试，得到了钱先生、方先生等国际知名教授的青睐与指导，有幸再次成为了孙桐教授的追随者，成为了全校仅有的13位博士生之一，中国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制度建立后的第二届博士生。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征途中，孙先生给我选定了液晶聚酯合成的方向，并特地指派了关桂荷老师给予我实验具体指导和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接到题目我就一头扎进了中文和英文文献资料的海洋中，经过不断努力与实验，我仔细筛选到了有效改进聚酯的关键第三单体，巧妙地赋予了常规聚酯的热致液晶性。当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初稿渐成之时，孙先生与关老师又倾注了大量心血，提出了诸多宝贵修改意见与提升建议，使我的论文更加完善与深入。
终于，在钱宝钧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方柏容先生、李世晋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吴人洁教授（上海交大）、颜德岳教授（上海交大）等学术巨擘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严格评审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实现了在25岁之际，不足三年便完成博士学业的梦想。同时，我也成为了那届博士生中最早完成答辩并投身工作的人。
基于我的硕士与博士研究成果，我撰写了关于成纤热致液晶共聚酯分子设计与合成的共6篇系列论文，这些论文相继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国际知名高分子学术刊物上发表。至今，这些论文已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意大利、荷兰、丹麦、新加坡、中国等全球约30个国家的东京大学、马普高分子所、阿克伦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科院上海有机所、首尔国立大学等80余个研究机构的国际同行学者在Macromolecules和Polymer等著名刊物上累计引用约330次，其中两篇论文还收获了约100次的引用佳绩。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就均源自上世纪，一个学术成果传播速度远不及今日电子时代的年代，对比现在的纳米、能源、生物材料等热门领域要少很多，上世纪的期刊影响因子也比目前的要低约5倍左右，这更彰显了我这几篇论文的学术价值与深远国际影响。
这一切，无不归功于孙先生在高分子材料领域高屋建瓴般的创新选题、远见卓识与前瞻视野。他对新型成纤热致液晶共聚酯分子设计与合成的深刻洞察与创新思想，不仅引领了国际学术前沿，更为我及众多后来者指明了方向，激励我在高性能化学纤维高分子材料的探索道路上不断前行。
在中国纺织大学（今东华大学）的悠悠岁月里，从本科生的青涩起步，到硕士生的深入探索，再到博士生的攀登高峰，我有幸得到了钱先生、方先生、孙先生等成纤高分子材料领域泰斗级人物的深切关怀与悉心指导。他们不仅传授了宝贵的知识与技能，更在科研道路上为我点亮了指路明灯，引领我不断前行。同时，关教授、周教授、武教授等前辈的谆谆教诲与无私奉献，也如同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让我在学术的田野上茁壮成长。
中国纺织大学化学纤维系那浓厚的学术氛围，仿佛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孕育了我的科研梦想与追求。在这里，我经历了近十年的学习与磨砺，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与对未知的探索。这段宝贵的经历，不仅为我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更在我心中种下了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种子。
如今，当我回望那段在东华大学的青春求学时光，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怀念。那些与学术泰斗们的深刻交流，那些在前辈们指导下取得的每一个微小进步，都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继续前行的道路。正是这些宝贵的经历与积累，让我更加坚定了在成纤高分子材料领域深耕细作、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的决心与信心。
对我来说，东华大学既是我学习、增长知识和不断提高研究能力的圣地，更是我精神的家园。我庆幸选择了东华，选择了化学纤维这个专业，选择了高分子材料研究作为我终身热爱的事业。东华大学的每寸土地、一草一木，对我来说都是那样亲切，东华大学的每位师生对我来说更是那样可敬可亲！
如今，当我回望这段历程，心中充满了感激与自豪。感激那个时代给予我的磨砺与机遇，自豪于自己能够成为东华大学的一员，为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同时，我也期待着将这份经历与感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激励他们勇往直前，追逐梦想。
国内研究之路
1989年1月1日，我站在中国纺织大学的延安西路1882号校门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中国纺织大学。带着对学术的无限憧憬，我充满信心地踏上了前往天津纺织工学院（即天津工业大学）的旅程。天津，将是我独立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我科学梦想启航的地方。
抵达天津后，我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全新液晶高分子材料用于气体分离膜的研究工作中。幸运的是，我又遇到了一位恩师—东华大学杰出校友、天津纺织工学院膜分离工程研究所所长、著名的杨溥臣研究员。在他的鼎力提携和多方帮助下，我的学术研究很快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可。1989年，我成功获得了天津市首届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这为我的研究工作注入了强大的初始动力。紧接着，在1990年，我又荣获了天津纺织工学院首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那是当年整个有机高分子材料学科仅有的3个青年基金项目之一，另外两个青年基金项目分别由来自中科院和华南理工大学的青年博士获得。用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的青年基金项目不仅因名额极少导致竞争惨烈，而且经费也少，仅仅只有3万元。但在当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其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约300万元。这些初步的成绩让我倍感鼓舞，也为我后续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在我30岁那年，荣幸地被天津市高教局破格聘任为研究员，成为了天津市当时最年轻的研究员（教授）之一。这一殊荣不仅是对我学术能力的肯定，更是对我多年来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同时，我还得到了中科院院士、国际著名高分子化学家南开大学何炳林先生的书面好评以及天津大学化工系多名著名教授的认可并被天津电视台、科技日报、文汇报等专门报道。这些荣誉让我深感自豪，也激励我继续在学术道路上砥砺前行。
就这样我在天津度过了8个春秋，享受过北方夏季的透心凉爽，也领略过北方冬季的彻骨寒冷。但这样的气候却与我这种地道南方人的体质时有冲突，身体皮肤经常会皲裂并出红疹等，奇痒难忍。这种水土不服使我渐渐地萌发了回南方工作的念头。
实际上，我的内心深处也始终对上海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怀有深深的眷恋。上海不仅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更是我心中无可替代的学术圣地。在位于上海的东华大学，我度过了本科、硕士、博士的求学生涯时期的青春岁月，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与历史变迁。每一次回想起在上海东华大学的日子，我的心中都充满了温暖和感激。
正巧，那时同济大学正沐浴在改革的春风中，全国大学首位民选校长吴启迪教授的大名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无数学子的心田。我深受其感召，斗胆提笔，向吴校长致信一封，表达了我对同济大学的向往与敬意。未曾想，这封信竟很快引来了同济大学的积极回应，为我日后的学术之路开启了新的航程。
1997年5月27日，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天，我正式加盟了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它成为了我的第二个独立学术研究单位。这一身份的转变，不仅是对我的学术能力的认可，更是对我的未来学术生涯的期许与鼓励。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始终将科学研究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不懈探索，勇于创新。1998年，我有幸成为同济大学材料学院高分子材料方向的首位博导并荣获首位上海市“科技启明星”称号，这些是对我个人努力的肯定与辛勤付出的认可。
迄今，我以第一和通讯作者的身份在高影响因子如Chem. Rev.和Prog. Mater. Sci.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授权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专利分别为72/9/1/1 项，以第一著者出版中文学术著作1部（475页）、英文学术著作1部（853页，英国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出版）、英文学术著作1章（德国Springer出版），以第二作者出版学术著作1部（193页）。这4部学术著作都是免出版费或版面费出版的。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得到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MacDiarmid A. G.教授、中科院院士(18位)、中国工程院院士(13位)、美国科学院院士(3位)、美国工程院院士(6位)等著名科学家正面关注和引用共计约1.5万次，单篇最高引用约千次。
我的第一篇Chemical Science论文，其创新性与前沿性在发表之初便引起了很大的学术影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MIT的Timothy M. Swager教授，以及中科院院士、香港科大唐本忠教授，这两位国际化学领域的权威人士，几乎不约而同分别撰文高度评价该文的原创性与划时代意义，认为它是当代合成化学领域的新突破。他们的评价刊登在Synthetic Facts与ACS Noteworthy等知名平台上，而他人引用和专文点评的科学家有些来自世界前10名大学中的7所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
我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文汇报科技部主任江世亮高级编辑更是以《视科学研究为生命一部分的学者——小记同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新贵》为题，对我进行了深入的报道。该文章于2001年11月28日在上海市《世界科学》上正式发表，这些都为我的学术研究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我也关注着人才培养的质量。迄今我指导的学生有些已经成长为国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国家青年千人、美国知名大学教授、985和211等国内大学的教授。
在1999年11月，我与同济大学世界专业排名第一的土木学院和海洋学院的两位老师一起首次申报就成功入选了教育部第二届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这一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学术成就的认可，也标志着同济大学材料学院这方面零的突破。当时，同济全校仅有6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而我是材料学院的首位获此殊荣者，这一身份在此后的24年间即目前我仍是唯一。而24年之后的现在，同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已增至50多人。
回望过去，我深感有幸能够在同济大学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与众多优秀的学者共同为科学事业的发展而努力。未来，我将继续秉承初心，砥砺前行，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攀登。
世界著名大学的学术研究之旅
在我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申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1999年初，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成为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同济大学的一位院士在审阅我的申报材料时，不经意地提出了一个让我深思的问题：‘从来没有出国经历的人也能申报吗？’这句话如同一把锋利的刻刀，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刻印。
我深知，院士的质疑并非无的放矢，是基于对我学术背景和经历的全面考量。然而，这并没有让我退缩或气馁，反而激发了我内心深处的斗志和决心。我告诉自己，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全力以赴去证明自己。
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出国经历，让这位院士看到我的努力和进步。自那时起，我开始更加积极提升英语口语能力，同时，我也密切关注各种国际交流项目，争取每一个与全球著名甚至顶尖大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都一一克服了过来。我深知，每一次的努力和付出都是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和目标。最终，我不仅成功获得了与多个发达国家的多位高水平大学教授密切合作与学术交流的机会，还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风采和实力。
在柏林工业大学
于是，我迅速行动起来，在1999年11月成功申请到了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访问教授基金资助项目。这不仅仅是我出国经历零的突破，更是我通向国际学术之旅的一次重要飞跃。
创办于1770年的柏林工业大学是德国精英大学之一，其校友和教授中有10位诺贝尔奖得主，含4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在柏林工业大学的那段繁忙的时光里，我沉浸在国际著名Jürgen Springer教授那充满创新活力的大分子化学研究室中。从1999年12月到2000年3月，我全身心投入到高效气体分离膜的设计、制备与表征研究中。那几个月里，我不仅领略了德国严谨的学术氛围和先进的研究设施，还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合作。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国际学术交流的独特魅力和无限可能。
更重要的是，我在这段期间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我在Polymer等期刊上发表了5篇论文，这些论文展现了我的学术实力和创新思维水平，总共多达360次引用和单篇最高约140次引用，更是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
回首那段经历，我深感国际学术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它不仅让我拓宽了学术视野和思路，还让我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国际学者和朋友。我坚信，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我将继续秉持这种开放、包容、合作的精神，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推动学术进步和发展。
在哈佛大学
作为我从东华大学走向世界大学之巅的里程碑事件，我有幸在2004年7月至2005年1月期间，踏入了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这一切的起点，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Roy G. Gordon教授的诚挚邀请，以及中国留学基金委高级研究学者基金的大力支持。我置身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牛津路12号那座历史悠久的化学楼内，心中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在哈佛的每一天，我都被其卓越的学术氛围和雄厚的科研实力所震撼。哈佛大学，这所创建于1636年的美国最古老学府，比美国独立日还要早100多年。不仅见证了美国历史的巨大变迁，更在全球学术界树立了不朽的丰碑。其校友和教员中有17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41名，是全世界诺奖得主最多的且遥遥领先的学术机构，还有339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真是群英荟萃，令人叹为观止。在这里，我深刻体会到了哈佛大学作为世界超级“学术殿堂”的真正含义。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哈佛大学，深入其内部仔细分析哈佛如此成功的奥妙，以便优化和改进我们的办学思想和具体方法，有效提升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和国际学术影响力。
在Gordon教授的实验室里，我投身于高挥发性不对称脒亚铁的合成及升华动力学的研究中。这项工作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更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并肩作战，共同探索科学的奥秘。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成就感。我惊奇的发现，即使是同样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也与我一样以作为哈佛大学访问教授为荣。
令人惊喜的是，在哈佛我还遇到了好几位来自中国的杰出学者。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张希教授、北京大学宛新华教授和章斐正高工的到访，让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学子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我们围绕学术话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碰撞出了许多学术新思想的火花。
此外，在一次非常浓重的哈佛化学系的全系聚会上，我有幸与谢晓亮教授进行了短暂的交流。他作为该系的全职教授，不仅学术造诣深厚，更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后来得知他入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近期全职回到了北京大学任教，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和骄傲。
回顾在哈佛的这段经历，我深感自己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更在人生道路上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和感悟。这段经历将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段难忘的回忆，激励我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
在牛津大学
2008与2009年的夏季，得益于两次英国皇家学会访问教授专项基金的慷慨资助，我有幸两次先后在牛津大学化学系，于Mark G. Moloney教授的盛情邀请下，在位于英国伦敦市西北方向的牛津市牛津大学崭新的化学研究实验室楼，深入探索导电高分子的奥秘，这所新化学大楼的落成得到了当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的亲临祝贺，因此在大厅里悬挂着他们俩的合影照。这段为期总共半年多的研究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牛津大学何以能历久弥新，近千年长期保持其学术巅峰地位。这所在1096年即开始授课的拥有928年悠久历史的世界顶级学府，汇聚了83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与125位英国科学院院士的智慧，更孕育了72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包括19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牛津大学始终在全球大学排名中稳居前10名，其学术影响力与声望不言而喻。
在剑桥大学
在2012与2013年间，我有幸应国际著名R. Vasant Kumar教授和Eugene M. Terentjev教授的邀请两度前往位于英国伦敦市东北方向的剑桥大学，分别在材料科学系与卡文迪实验室，深入探究导电高分子材料基离子传感器与高分子材料静电纺丝成型的奥秘。这段跨越七个月的剑桥之旅，不仅让我沉浸于科学的殿堂，更深刻领略了剑桥独特的学术氛围与卓越成就。
在剑桥材料科学系，我应邀主讲了关于导电高分子材料的学术报告，吸引了包括R. Vasant Kumar教授在内的众多剑桥学者及剑桥访问教授包括北京科大副校长、国家杰青焦树强教授、北京理工大学长江特聘教授陈人杰教授、西安交大国家青拔人才郗凯教授和南开大学李伟教授等的关注与讨论。这场学术思想碰撞的盛宴，无疑为我的学术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卡文迪实验室的国际声誉与卓越贡献更令我印象深刻，见证了该实验室在培养诺贝尔奖得主方面的非凡成就，已经出现了30 个诺贝尔奖得主。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了剑桥大学在理工医经等领域的独特魅力与卓越实力。我在剑桥才得知，即使是同样世界著名的德国大学教授也以作为剑桥大学卡文迪实验室访问教授为荣。
回顾在哈弗、牛津及剑桥的经历，我感觉剑桥、哈佛与牛津这三大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既同样璀璨夺目又各有千秋。剑桥的理工医经特色鲜明，哈佛则以其全面发展的超强实力独步全球，而牛津则在文学与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傲视全球。
此外，创办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作为英语世界中第二古老的学府，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辉煌的历史成就也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那1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包含31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是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第2多的研究机构，而其长期以来在各种世界大学排名榜中位于前10
的荣耀，更是对剑桥学术实力无比强大的最好证明。
最后，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卡文迪实验室为我提供的一系列细致入微的关怀与支持，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从精心拍摄的一卡通照片到装备齐全的我的专用访问教授办公室，这些看似细微的举措，却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剑桥大学对访问教授的尊重与重视。
在麻省理工学院
在2016年7月至2016年10月之际，我有幸应麻省理工学院（MIT）化学系杰出青年才俊Jeremiah A. Johnson教授的诚挚邀请，踏入了这座位于美国东海岸学术重镇——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殿堂级学府。正是那座与哈佛大学主校区仅地铁两站之遥的MIT化学大楼里，Johnson教授的实验室成了我探索导电高分子分子设计与合成奥秘的新起点。
麻省理工学院，这所自1861年起便屹立不倒的学术巨擘，以其深厚的科研底蕴和卓越的学术成就，在全球学术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87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与711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的汇聚，以及103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荣耀加冕，其中不乏17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共同铸就了MIT在国际化学领域无可撼动的崇高声誉。
在与Johnson教授共事的这段宝贵时光里，我深刻体会到了他对学术研究的无限热爱与执着追求。他的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无论是沉浸在实验室的科研探索中，还是站上讲台传授知识的火种，亦或是奔波于世界各地的学术交流舞台，他都以饱满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诠释着一位年轻学者对科学的无限热忱与奉献。在这样的氛围中，我的研究工作也得以在高效与创新的轨道上稳步前行。
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和京都大学
此外，我在2014年春日至金秋十月，前往了美国西海岸洛杉矶市璀璨明珠好莱坞旁的Westwood区的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得益于中国留学基金委高级研究学者基金的鼎力支持，我踏入了国际著名化学家、2021年度“钱宝钧纤维材料奖”得主Richard B. Kaner教授的实验室，投身于稠环芳族导电高分子基荧光化学探针分子设计与合成研究。
UCLA，这所创立于1919年的学府，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和卓越的科研成就闻名于世。这里汇聚了28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智慧之光，其中包括8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及分别有40位与32位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的卓越身影。在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我有幸在化学系主楼学术报告厅，应邀做了有关导电高分子材料的学术报告，引发了包括Kaner教授、新西兰奥克兰大学Jadranka Travas-Sejdic教授、伊朗德黑兰Tarbiat Modares大学Mir F. Mousavi教授等访问教授，以及许多博士后和博硕士生的浓厚兴趣与深刻讨论。
在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我欣然接受了京都大学分子工程系国际著名今堀博教授的盛情邀请，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下，踏入京都大学新校区那片充满学术氛围的沃土。在京都市西京区桂校区的今堀教授实验室中，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导电高分子设计与环境净化应用的研究，共同探索环境材料交叉科学的创新边界。
京都大学，这所承载着近130年历史与辉煌成就的学府，自1897年创立以来，便以其在国际化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享誉全球。 以18位诺贝尔奖得主，包括4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辉煌成就，尤其是京都大学在亚洲地区的诺贝尔奖学者数量位居第一，这无疑为其在国际学术界树立了崇高的地位。
作为日本学术界重要的JPG研讨会系列之一，有幸在京大桂校区那座庄重而典雅的学术报告厅，我迎来了一个荣耀的时刻——受邀就《作为超敏化学传感器荧光团的稠环芳烃基共轭齐聚物的可规模化单步合成》的学术报告，不仅深入剖析了超敏化学荧光传感探针前沿领域的核心技术与挑战，还展望了其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仅引发了在场学者的强烈共鸣，还引起了包括今堀博教授、梅山有和教授、东野智博讲师博士、韩国青年讲师博士、以及许多其他日本教授、博士后和博硕士生在内的众多学者的浓厚兴趣与深度探讨，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学术思想的火花在碰撞中不断闪现，共同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感悟与展望
回望往昔，我尤为自豪能成为东华学子。东华，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卓越的师资阵容及浩瀚的学术宝藏，成为了我学术征途上的坚实后盾。在这里，我不仅深耕化学纤维高分子材料的沃土，更学会了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勇于探索未知，为日后在国际学术界的闪耀奠定了基础。
从东华的学术殿堂出发，我踏上了哈佛、牛津、剑桥、麻省理工等世界顶尖学府的科学探索之旅，与全球顶尖学者并肩，共话学术，分享智慧。与这些巅峰级大学的顶级教授们进行面对面的长期密切合作与学术交流，更是让我受益匪浅。这些国际著名化学和材料科学家们的智慧碰撞与思想交融，不仅显著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更使我的科研能力和思维方式得到了颠覆性的本质飞跃。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学术研究的无穷魅力与挑战，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探索科学未知、不懈追求学术卓越的信念。
这一切，都是对钱先生、方先生、孙先生等学术巨擘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同样离不开东华大学化学纤维系和材料学院教授与领导十余年如一日的悉心培养、教导与无私奉献。因此，东华大学在我心中，不仅是学术的起点，更是永恒的荣耀。
展望未来，我将继续秉承东华大学“崇德博学、砺志尚实”的校训精神，勇攀科学高峰，为人类的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满怀期待，希望能有更多机会重返东华大学，与亲爱的师生们共聚一堂，分享我的学术心得与人生感悟。
孙桐先生（左）与李新贵合影于2005年10月19日举办的东华大学纤维材料国际学术会议
孙桐先生（右）应邀于2010年11月19日在同济大学做科学创新的学术演讲，左为李新贵。后面的白板上留下了孙先生无比珍贵的墨宝。
1987年的中国纺织大学博士生李新贵。金光闪闪的“中国纺织大学”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所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