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东华化纤专业学习与工作的历程
今年是东华大学材料与科学工程学科成立70周年，也是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30周年,都是极其重要的里程碑纪念日。从个人角度来看，今年是我加入东华大学大家庭的第46周年，也是我化纤专业（材料与科学工程学科前身）本科毕业（化纤77级）42周年及硕士毕业（化纤硕士81级）40周年，40多年过去了但很多往事历历在目。我首先感恩遇到了好时代，感恩东华大学接受了我，感恩与所有同学的相遇与相知，感恩东华大学材料与科学工程学科对我的培养，感恩我所接受的高等教育与我所有导师（BS/MS/PhD/Postdoc）的精心指导，也感恩我的家人，以及所有同事和学生们对我的支持与帮助，使我成为一名纺织材料的耕耘者也是东华大学材料与科学工程学科成长的见证人。
1978年2月我与很多同学一起走进了上海纺织工学院(东华大学前身)的大门，成为化纤专业77级的一员，这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后入学的第一届本科生，是我一生跨入化纤与纺织领域值得铭记的时刻。半年以后，78级的同学也入学了，是难得的也是唯一的两届大学生一年内同堂上课的现象，随后的研究生入学也是有同样的时间差，让我有机会认识了78级的部分同学，这些大学生（77，78与79级）与现在的大学生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是年龄较大，很多人都是在农村，工厂，及各类岗位工作多年，只有少数是高中应届毕业生，加上一个月后的77级扩招的老三届（66，67，与68届）高中毕业生，77级同学的年龄之差有近10岁左右。其次，文革期间，由于高中教育不系统，不全面，不严格，同学的数理化基础薄弱，外语水平都非常差，但停顿多年的高考突然开放让有不同经历想读书的人犹如久旱逢甘霖，使这些学生都憋足了干劲，吃苦耐劳，拼命读书，恨不得能在短时间内补足所有短板，吸收所有的新知识。
化纤专业对大多数同学来讲是一个新鲜专业，很多都是自己没有申请但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但我本人是一个例外，是填了第一志愿。其实我当时非常喜欢无线电相关专业，我高中毕业后就自己组装了一台9寸电视机，对此还有着不少的兴趣与想法，但我的一位高中老师是江苏常熟人，极力鼓励我到上海求学，她有一位学生是化纤专业毕业后在国家一个重要相关部门工作，介绍了化纤专业的前景与重要性，该专业当年在山东招生名额较多但感兴趣的人不多，考虑之后，我就将化纤专业填了第一志愿，而所有其他的志愿均为无线电专业。自从进入到化纤专业之后，我自己从被动了解转化成有主动兴趣，那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当时的上海纺织工学院（后改名华东纺织工学院）院长国际化纤大师钱宝钧教授。当时校内有丙纶纤维大师方柏容教授，以及高分子专家孙桐教授，化纤专家李繁亭教授等等，加上对化纤发展的状况以及对化学纤维需求的了解，自己也逐渐从内心喜爱上了化纤专业。
化纤77刚入学是有两个小班。当时刚刚恢复正规本科教学，没有新版教材，许多基础理论课程教材均采用十几年（文革）前的教科书或自编书籍，如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普通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等。我还记得当时大家都喜欢到图书馆学习，可以顺便读到相关的参考书籍，我们的专业相关课程，普通化学老师有郑利民老师，分析化学是刘雪琴老师，有机化学老师是余肇铭老师，物理化学是柴秉慧等。当时所有的基础课程与高中教育直接相关，也是很多同学的短板，部分老师有较重的上海口音，外地同学刚到上海开始听课是有些难度但很快就都能适应了。同时纺织化学系有化纤与染整两个专业，所以在前两年大家一起上这些基础理论课，因此我们对染整专业的同学也有所了解。当时大班上课取得好成绩很不容易，很多同学晚饭后都到教室自修学习到深夜才回到寝室休息，宿舍关灯时间较早，一般是晚上10点，但教室关灯晚。宿舍晚上最热闹的时侯是在宿舍关灯的前后，同寝室的同学可以天南海北的聊天，也是大家相互了解与交流的轻松时刻。我们同寝室的有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奋斗了八年返回上海的，有在安徽农村下乡多年的，有从农村直接考进来的，也有工作多年后考入的，这也包括我自己。生活阅历的不同使大家有很多的故事可以交流，我们经常是宿舍楼灯已关了一段时间了大家还是说个不停。估计现在应该没有此现象了，所有的宿舍楼都不会到点关灯了。
入学一个月后，我们迎来了扩招的上海老三届同学。化纤77增加成三个小班，其中三班同学均是扩招的大龄老三届毕业生。我们房间来了一位新室友，但是不多久他就退学了。当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能进入大学实在不易。但他执意退学，很特殊。为此，指导员徐莲珍老师费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说服他，但没有效果。后来了解得知他家受过文革的影响，财产被没收过。落实政策后得到返还，但他从此不敢将三万元现金存在银行里，只想保存在家里，但又怕有人来偷，所以必须住在家里看着。当时一般大学老师工资不到一百元，三万元是大钱，至少相当于今天的百万元。无论如何现在的人是不可想象有此类的事情。即便在当时，也是一大新闻。记得有一部话剧，大概叫“三万元的故事”就是描写了这个事情。
老三届同学的入学带来了很多的变化，他们大部分都成家立业还有孩子，比先前入校的一班二班的大部分同学大了近十岁。当时的一班与二班同学中也有少数大龄同学，情况类似。学校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住校，这样他们只能周六赶回家周日晚上赶回学校。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可以利用周末补习或复习功课，即要照顾家庭又不耽误学习。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实属不易。对我来说有激励作用的。更有意思的是，大班组织集体郊游，参加的人数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记得有一次是去西郊公园（现上海动物园）郊游，周日一早大家集合一起徒步从中山西路校园走去公园。集合后发现三班的同学后面多站了一排人，有老有小人员几乎增加了一倍。因为他们带了家属与孩子们一起参加。我们走在路上也是一景，估计不会有人能想到这是一群在校大学生。我还记得自己与大部分一班同学是走到公园的，但估计三班同学走出校园后大部分是乘车来回的。
本文作者在校门前的留影
大学期间，学校内也出现了一些事情。其中最让大家痛心的是发生在校内的与外国留学生的冲突事件。原因有多种，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有关，更与学校处理矛盾冲突及突发事件的能力有关，该事件造成的国际影响非常不好，据说有些非洲留学生转到当时敌对的苏联去了。此后学校采取措施改善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关系,选派部分中国学生住进留学生楼陪读，我也因此被送进留学生楼和来自马达加斯加的菲利普同学同住。菲利普是当时东华大学足球队的主力队员之一，为东华进入全国大学生足球决赛起了重要作用，在东华大学有很高的知名度，深受大家的喜爱。由于住在一座楼里，天天见面交流，与不少留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与学校的汽车队，外事办，各个服务机构的人员也是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以至于多年后，我回到东华交流访问，发现部分当年在留学生楼认识的老朋友还在工作。
化纤77是一个团结互助的优秀集体，我们有着极其负责的深受大家信任的领导班子。大班长，屠祥令，一班长梁发存，二班长周锡祥，三班长是程甫卿，还有其他负责学习和体育等的委员。此外我们还有校团委领导穆向阳。在此集体中，同学们如同兄弟姐妹，生活与学习上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谁家有不幸的事情了，同学们得知后即安慰又协助解决问题。受文革的影响，不少同学，特别是一班二班的同学大都没有得到系统的高中教育。在基础理论课学习期间，大家都不同程度上感受到困难。三班同学有他们的优点，高中基础相对较好，理解能力强，但接受新概念比在一班与二班年轻的同学似乎慢一点。我们的小班大班均组织同学互助复习，由成绩优秀的同学给大家上辅导课，同学中也有不同学习小组互帮互助。我主要负责留学生的学习问题，但也积极参加班里的这类活动。正是有这些活动，我们同学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大家常常说这都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让我们大家有缘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成为化纤77的一员，也变成了一辈子的亲密朋友。我们很多同学毕业后，在留校工作的袁孟红同学的组织下，返校参加了纪念化纤77毕业二十，三十，四十周年等重大活动。这是后话。
进入大学三年级后，开始了工程专业基础以及化纤专业课的学习。这期间，我们大概有机械制图（金家友），电工原理（袁坤全），化学工程（黄南熏老师），高分子化学（黄次沛老师），高分子物理（孙桐老师），化纤工艺（王庆瑞老师）等等。由于当时高分子物理课程是第一次在上海高分子相关专业系统教授，而且授课老师是著名的高分子专家孙桐教授，除了本校的研究生与我们一起上课外，外校有很多研究生与老师前来听课，当时最大的教室（一教101）都容不下所有人，教室门口实行收费。在80年代的大家都没有多少经济头脑，这也是难得的一景。孙桐老师教课是深入浅出，逻辑性高，把高分子流变学原理讲的生动，易懂，以至与很多年后我仍能自由使用其中的一些流变体模型。
大学四年级时已经学完了大部分的专业课程，进入实习与论文研究阶段，我们当时去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晴纶与涤纶厂，上海化纤四（粘胶纤维），上海合成纤维所（锦纶）等企业实习，了解各个化纤生产工艺流程。在金山实习期间学习生活非常有意思，由于我陪同留学生一起实习，晴纶厂食堂把他当做外国客人，每天有单独的小餐，我也陪吃，后来觉得独吃不好意思，于是就邀请其他同学轮流陪同享受了一通。当时有一道厂里烧的松鼠黄鱼特别好吃，我至今都还记得。在化纤四厂的实习就不一样了，由于就在学校旁边（新华路与凯旋路交界附近），生产过程中要等时间。当时我正准备考研，经常抽空溜回校内吃饭读书，老师发现后就不允许大家实习过程中离开生车间了。化纤厂实习给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与理解化纤生产工艺流程，也加深了对化纤工艺高分子加工工艺的理解，使我在以后的四十年纤维与纺织科研过程能合理的利用不同工艺流程来设计与进行化纤改性反应。
化纤77大班毕业合影。前排有部分老师及纺化系领导与同学一起就坐。
大学毕业论文是在金惠芬老师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我们有几位同学（黄建华等）一组，与79届研究生汪乐江老师，一起研究熔纺双组分纤维。汪乐江老师设计与制造了一台双组分挤压流变仪，我们主要是利用该设备纺涤纶与锦纶的并列型双组分纤维，本想利用涤纶与锦纶拉伸后形变与收缩性能不同产生高弹性纤维，但聚酯与聚酰胺之间的相互亲和力不大导致初生纤维经拉伸后涤纶与锦纶产生相分离，这是一个在当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查找文献后在外文书库找到了一本CDHan写的英文版高分子流变学与加工，其中谈到了双组分高分子流变特性及部分相关问题，如获至宝。那段时间的研究工作收获很大，也使我对化纤研究兴趣更加高涨，同时在金惠芬老师实验室工作期间与其他高分子课题的老师（如顾利霞老师，章谭俐老师，黄素萍老师等）也有所交流，了解到一些化学改性涤纶的研究，开拓了视野。好多年后，我看到了超细涤纶织物，发现这种织物含有15%左右的锦纶，而且纤维是具有双组分橘瓣型状截面，马上想到了涤纶与锦纶相分离的性能，知道超细涤纶的发明者就是利用了该性能，只可惜我们当时思路不开阔，没有独立的创新能力。其实该类超细纤维织物也不是通过拉伸工艺来导致涤纶-锦纶橘瓣状纤维分离产生超细纤维，这是我后来帮一家公司将可再生杀菌功能加入到超细纤维抹布才更进一步了解到工艺细节的。但均利用的同一原理。
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我直接考入化纤专业硕士研究生。由于我对有机与高分子化学的兴趣，我报了有机化学相关的方向，当时的导师是袁天相教授，但由于袁老师身体不佳，后来我师从肖若鉴老师，从此以后启动了我与肖老师几十年的师生情谊与家庭的友情。我的硕士课题是借当时肖老师课题组芳纶研究的东风，探索全芳香族聚酯及纤维合成与加工。现在回想起来，肖老师是很有远见的，能在国际上聚芳酯研究刚起步时即开始布局，不同于芳纶的是聚芳酯只能用熔融的方法加工，为此屈风珍老师也加入我的硕士导师团队中。屈风珍老师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包括科研与生活，我们由此也变成像一家人一样的亲密。在这中间我也得到了王曙中，黄象安，孙桐等很多老师的精心指导与帮助。我们当时的实验条件无法与现在相比，没有好的通风橱，也没有好的个人防护用具。记得一天晚上，我在实验室工作突然溶剂爆沸，我满脸均溅满含有苯酚的液体，好在我戴着近视眼镜挡住了大部分进入眼睛，连续冲洗后被同学送到长宁中心医院处理。事故没有在我脸上留下大的伤疤，但是对我的眼睛有一定伤害，使我以后对实验的安全性也格外重视。
硕士课程的安排非常紧凑也难忘。当时学校来了一位国家首批数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李绍宽博士。李老师的领域是无限元分析，考虑到高分子科学及工程加工涉及多元因素，他的课也安排成纺织化学相关专业包括化纤专业硕士与博士生的必修课。由于我们都没有相关的数学基础，李老师的前几堂课使所有同学都陷入恐慌之中，同学中有钱宝均院长的学生，就利用与钱院长见面之机将我们的观点反应给了钱老先生，他一听也有些疑惑，说了一些话，同学们就将此转给了研究生办公室，大家都想这有可能使纺织化学相关的研究生们得到解脱，但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最后的决定。研究生学术委员会认为该课程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有利，而且钱老先生也同意，希望大家继续上。但同时也请李老师适当考虑这些学生的背景。不过当我在国外读博士学位时修高等无机化学是真正用到了无限元分析所学的概念。我们在此期间还上了不少有化纤专家教授的高级课程，估计此课程仍然是材料学科研究生的必修课吧。
最难忘的是李繁亭教授的课，他的课一般都是在晚饭后，原因是他当时负责金山石化的高速涤纶纺丝项目，大部分时间在金山现场工作，下午再从金山乘火车回校给我们教课。当时有老的上海西站（离延安校区很近）到金山的来回短途火车，车程大概一到两个小时。李繁亭教授每次均是带着他的两个搪瓷饭碗，刚刚吃完晚饭碗里还带着水，边讲边喝，那时还没有保温杯，水是凉的。现在想起来心还会很痛。当时我还没有理解到一个如此有影响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教授的工作这么辛苦，教授对研究生教学非常执着而自己的生活却是异常的艰苦。有一次李繁亭教授讲的特别精彩，举了不少科研与生产实例来解释机理和过程，大家都给吸引住了，听的津津有味，但结束后他却说“对不起，我今天是在金山回上海的火车上做准备的，准备的不充分请大家原谅。”大家当时都笑了。李繁亭教授的早年不幸英逝是当时国家化纤工业与学校化纤专业的一大损失，也是我们同学们非常痛心的一大遗憾！事件反应了当时高校后勤保障不足，特别是对这些国家宝贵的科学家与专家们的重点服务的缺失。同一时期，国内高校发生了几件同样的不幸事件，引起了国家与地方政府的重视，随后学校也吸取了教训，逐步改善了对教师的待遇，提供了延长的餐饮服务，减少与避免了类似事件的发生。
硕士工作期间我合成了多种聚芳酯，部分是具有热致性液晶性能的新型高分子，但同时也遇到了如何表征这些材料的难题。当时学校没有相关仪器，仅有的热分析仪器也大部分是人工记录升温过程，没有计算机，更无法展现其形态。当时化纤组仪器室的技术人员可以帮助加工小仪器。在技术人员及黄象安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在偏光显微镜上加了一个程控温热台，从而实现了对热致性液晶性能部分观测与记录。在那期间程正迪老师与其导师国际高分子热分析专家（Dr。Wunderlich）来校做交流报告，非常受启发。随后在数据分析及讨论中，得到孙桐老师的精心指导，启发与感受都很深，特别是对多种热分析结果的综合分析与深入理解有了初步的学习。对热致液晶高分子的结构与性能有了较全面的理解。论文后期的分析讨论过程对我帮助也很大，能看到自己的差距与弱项。我的硕士论文评审组由方柏容教授担任主任，复旦大学于同隐教授与上海工技大蒋尚信教授任委员。记得我去方柏容教授家去请教有关论文修改的事项，方先生极其认真，逐字逐句的修改了我的论文，甚至与连标点符号都没放过，反复强调了其重要性。答辩中，于同隐先生提出了一些我没有想到也没有准备的问题，即尖锐又深刻。使我当时有些不知所措，但经过引导后又茅塞顿开的有所理解。至今，这些过程仍历历在目，能得到这些高分子与化纤著名科学家真传实教非常幸运，他们的谆谆教导深深的烙在了我的脑海中。也从此激励我以他们为榜样严格要求我的每一个学生。
随后我84年8月留校在有机化学教研室作助教。当时有机课程较多而教师不足，我一留校就担任了夜大学有机化学课的讲授任务。使用的课本是我们读书时用的工科有机化学。夜大的学生大部分有工作，基本在印染厂或纺织厂工作，上课时发现我与他们年龄相仿，他们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能力很好，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理解我第一次教大学生课程的紧张与不足，最后的评语还不错，后来连续又教了几次，教学的经历也为我此后在美国执教有很大的帮助还为我带来了意想不到好处。85年学校评定职称，说是要破格提拔新近毕业的研究生，我们当时刚留校不久，都是助教职称，如果提升的话就能得到讲师职称。方柏容教授当时任纺化系（当时包括化纤与染整专业）学术委员会主任，他主张讲师就必须要讲课，然后查遍纺化系新近入职的青年教师只有我一个人教过大学生的课，而且评语还不错，我被破格提升到讲师职称，当时是系里最年轻的讲师，而且是从84年十月开始。我自己知道与我同期留校的好多同学都非常优秀，远比我更应该提级，但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系里还有很多文革前的老讲师还没有提到高级职称呢。变成讲师后，更增加了责任感同时也伴随着不少新的压力。
与此同时我在肖若鉴老师的领导下开展了阻燃涤纶的研究。我们自制了小熔融聚合釜，也获得了上海市科委的资助。校内同时与屈风珍老师，黄象安老师，穆淑华老师，沈达苏老师，王世平老师等合作，校外与上海涤纶厂，上海第五化纤厂，上海农药厂等企业建立了联系。在此期间，有机组及芳纶课题组很多同事，如刘海雄等为我提供了很多支持与帮助。的来说自己在独立科研中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发现了不少工厂的工程师既有理论又有实际经验，与他们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在中试期间我发现我缺少的是创新能力，我们能够很快从文献中学习与理解新发明及新高分子结构与性能，特别是功能高分子的相关化学改性反应，有些关键反应就像一张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但我没有能力一开始就能想到这些，我想这还是与自己的理论有机化学的知识有关，这也促使我有了一定要到国外化学系读有机化学博士的决心。很巧的是通过参加在东华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我有机会与不少国外大学的教授建立了联系。当时美国奥本大学的哈丁教授（Dr.IanHardin）来校交流期间极力邀请我去奥本大学访学，东华与奥本大学有两校合作交流协议。我在东华的同学，毛建华，当时已去奥本化学系读博，他帮我申请并推荐我去了奥本化学系。幸运得很，我也获得录取，并在奥本大学遇到了我的博士导师，沃利教授（Dr. S.D.Worley），我的事业发展的另一位引路人，由此我开启了又一个新的事业征程。
几十年化纤人的学习，工作与生活经历难以都记得详细与准确但我们77级同学的特殊组成给我们增添了很多有意义的而且现在在校的大学生所无法现象的经历。很多的细节一时难以全部记录下来，加上时间紧迫，就把记得的点点滴滴分享给大家，与新化纤人共勉！
